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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葡萄栽培的起始及演化

时间:2008-09-21 |来源:中国葡萄销售网 收集整理|点击:


欧洲种葡萄Vitis vinifera L.)是世界上人工驯化栽培最早的果树种类之一。据德·康多尔(AP.de Candolle)和瓦维洛夫(Н.И Вавилов )的考察资料,南高加索与中亚细亚的南部,以及阿富汗、伊朗、小亚细亚邻近地区是栽培葡萄的原产地。大约5000~7000年以前,葡萄就广泛地栽培在高加索、中亚细亚、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约3000年以前,葡萄栽培业在希腊已相当兴盛,以后它向北沿地中海传播至欧洲各地,向东沿古丝绸之路传至新疆和中国内地,再传到东亚各国。对中外考古资料的研究证实了葡萄传布和演化的过程与结果。

1 我国葡萄栽培的起始
1.1 我国栽培欧洲种葡萄最早的地方是新疆塔里木盆地西、南缘区域。
    英籍匈牙利人马克· 奥里尔·斯坦因在对今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古精绝国遗址——尼雅古城考古发掘中发现,公元1~3世纪民居内有多处果园和葡萄园的遗址。在其《西域考古图记》一书中第四十九图展示了“尼雅废址之古代葡萄园”情景,并有记述:“对于此地所起大变动的证据是在离小桥不远……一片低地之中,找到一所很大而保存很好的果园遗址。各种果树同葡萄架的行列都很整齐,虽已死去16个世纪,犹罗罗清踈,可以考见”。另书中还记述了对尼雅遗址中N.XXIX的一处废宅的考察发现:“其外面、院子或果园的防护篱笆以内,遗留着卷绕的葡萄枝,它们无疑曾蔓生于此”,并绘制了房址平面图,标出葡萄园在该遗址的东北与西南两处位置。以上考证说明:葡萄在当时已不止是在庭院内种植,而是在成片果园内栽培并有一定的规模。

    我国考古工作者的考古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地区葡萄栽培历史的久远。1959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南疆考察队也对尼雅遗址进行了考察[1],在编号为59MN0010房舍内,出土毛织品三种残片,一种是人兽葡萄纹彩,……图案中有深目高鼻人像、虎、鹿等动物头形,有成串的葡萄、叶藤和小花丛纹饰,出土时图案清晰,色泽艳丽。在另一座59MNM001号东汉初期夫妻合葬墓中出土的女式绮纹长棉袄的领、袖口以及两肩垂腰处均镶有“图案为葡萄、花树、人鸽、骆驼、雄狮、鹿(或牛)等人兽花鸟”;在同一墓室内的一件腊缬棉布单左侧,绘有半身供养人像一躯,供养人裸体露胸,颈和臂间满佩璎珞,头后有背光,双手捧着一件尖长状容器,内盛葡萄供品,侧身向右;另在一件黑陶瓶肩部也刻有葡萄纹图案。在1988~1996年中日合作尼雅遗址考察中,于1995年发掘的一号墓地中发现:“极度干燥的环境不仅使墓地内人身完好,锦被衣物如新,其它随殉文物也都似入土当年。木盆中无一例外均置羊腿,随插小铁刀,木碗内可见干缩了的葡萄、梨、糜谷饼”[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1983~1984年发掘和田洛浦县山普拉古墓报告中记载:在M01墓坑出土织物上有葡萄图案,葡萄纹有条状变形的,也有独体的。考古人员参考14C测定年代和随葬器物年代,推算距今2295±75至距今2000年左右之间[3]。此古墓属古于阗地界,系古丝绸之路南道必经之地。

    综上所述,在公元1~3世纪,古精绝国已有相当规模的葡萄栽培,加上葡萄已在属于文化范畴的织物、随葬品中占有一定的位置,说明这一地区葡萄栽培的开始年代应早于当时。据王炳华对尼雅考古百年历史的资料进行综合考证认为:“可以初步结论,尼雅遗址在西汉或西汉以前已经是一处有相当人口居住活动的小型绿洲”[2]。因此可以认定,最晚在西汉初期葡萄已引进尼雅及附近地区进行栽培。

    另据《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这是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派张骞(公元前138年)通西域见闻之记录,说明当时大宛(即今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左右地区葡萄栽培与酿酒已具相当规模。而同一书中对大宛左右的邻近国也有明确记述:“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东则扜冞、于阗”。而扜冞、于阗正是大宛东部古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的重镇,因此可推测,在古大宛时期葡萄已东传入新疆。

    国外考古学家提供的考古证据更进一步证实中亚葡萄业的兴旺和东传的可能性。前苏联考古学家在南土库曼和乌兹别克境内公元前4世纪前后的居民点遗址上均发现了葡萄核,并在阿什哈巴德附近的旧尼萨古城遗址中发现2800件左右酒瓶碎片,这些碎片均系贝壳,上有铭文说明酒的酿造、贮藏和赋税等等[4],说明葡萄栽培与酿酒己处于十分发达时期,具有东传的物质基础,而罗马地理学家斯脱拉波(公元前64~公元21年)引希腊史学家亚波罗多刺斯的记载,公元前3世纪大夏国王拓土至赛里斯(丝国)[5],说明古丝绸之路已畅通,又为葡萄栽培及酿酒东传提供了条件。
根据对以上考古物证和资料考证的综合分析,说明我国新疆引进和栽培葡萄应当在公元前4~3世纪,已有2300~2400年以上的历史。

1.2 我国内地葡萄引种和栽培始于西汉。
    《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陶苜蓿极望”;《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又发使十余辈抵宛西诸国求奇物,因风谕以伐宛之威。宛王蝉封与汉约岁献天马二匹,汉使采蒲陶目宿种归。天子以天马多又外国使来众益种蒲陶目宿离馆旁极望焉”;《齐民要术》载:“汉武帝使张骞至大宛,取蒲陶实,于离宫别馆傍尽种之”。做为通西域的汉使张骞何时将葡萄种子引入内地,可从《史记·大宛列传》中对其通西域的经历中找出结论。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奉命带领百余人出使大月氏,经陇西时被匈奴拘留10多年,后与随从逃走至大宛、康居,抵大月氏。公元前128年取道南山,欲经羌中(今青海)归国,中途又被匈奴扣留。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时仅剩2人。 在这种情况下引种葡萄、苜蓿的可能性不大。公元前119年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并派汉使抵大宛等国,这时从大宛引入葡萄是可能的。因此,我国内地葡萄引种栽培起始时间应不早于公元前119年。

2 我国葡萄栽培的演化
2.1 新疆葡萄栽培的演化
    新疆的葡萄不但是我国葡萄栽培历史的一部分,而且影响着我国葡萄的历史发展进程。从葡萄传入我国至今,新疆始终占据我国葡萄栽培的首要位置。

    葡萄传入新疆后,由于塔里木盆地周边的气象条件与中、西亚相似,加之绿洲内水、土条件优越,因此得以与古代精绝国几乎同时期的迅速扩大栽植。据《汉书·西域传》载:“且末国王治且末城……有蒲陶诸果,西通精绝二千里”;《后汉书·西域传》载:“伊吾之地宜五谷、桑、麻、蒲陶”,可见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塔里木盆地南、东部一带已有葡萄栽培。
公元1~3世纪流行于新疆鄯善、于阗、精绝、龟兹的佉卢文书大量地记录了这一时期葡萄发展的状况:据T·贝罗撰、王广智译《新疆出土卢文残卷译文集》中419号文书载:“此一有关向菩地及菩达取(购买)之葡萄园一所之文件,由……及僧伽色利妥为保存”;655号文书载:“尚有葡萄园一所。园内种有13葡萄之apacira”;586号文书载:“彼愿将内有15sujada之葡萄园一所以及地上之树卖给司书罗没索蹉。给马一匹,双方同意并作了决定。从今以后,司书罗没索蹉对该葡萄园有权支架、拆架、剪葡萄、饮(酒)、交换、出卖……”,随着葡萄栽培的兴盛,且末、精绝一带葡萄酿酒业也随之发展并达到相当规模。据329号文书载:“现在且末酿酒业盛行,当此谕令到达汝处时,务必即将五(?)驼(所能驮载)之酒交左尔格耶,日夜兼程送来,……此酒务必于4月5日运至且末”[6];587号文书载:“作为该地价之酒6希及谷物10希,皆己当诸证人面付清”;169号文书中在一张酒帐单中,写明了拖欠酒帐的即有太侯、税吏、百户等不同身份的30余人;567号文书载:“……仓库内有酒和皇家专用之酒,这些酒应有苏耆耶和波耆沙赔偿,并征收以前欠下的酒债,至于新欠酒债和苏焉耶无关,应由其他税监征收”。可见当时葡萄栽培与产品葡萄酒,已是社会经济中的收益支付、抵贷、流通交易、税收等重要物资,其生产规模和发达程度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晋书·载记第二十二·吕光》载:吕光(后凉主,公元368~399年)“又进攻龟兹城(今新疆库车)…光入城…家有蒲陶酒,或至千斛,经10年不败,士卒沧没酒藏者继矣”;又据新疆博物馆考古队1958年发掘龟兹古城的哈拉墩时(汉魏时期),出土33个陶缸,排列整齐,似为酒窖[7]。这证明公元2~3世纪,塔里木盆地北缘,葡萄栽培与酿酒也达到一定规模。

    魏晋之后,随着精绝等一些绿洲葡萄种植区的萎缩和葡萄栽培的继续东进,以及新疆与内地政治、经济交往逐渐紧密,距内地最近的吐鲁番盆地开始发展成新疆乃至全国的重要产区。据李志超等撰《吐鲁番葡萄》(1988年)书载:十六国北凉时(公元424~441年)吐鲁番古墓(382号)出土的官方文件“功曹条任行水官文书”中提到较多的官吏专管灌溉葡萄用水;北魏(公元463年)民间记事文物中记述了农家栽培葡萄面积和风虫对葡萄的危害[8]。《太平广记》载:南朝梁大同年间(公元535~546)高昌国遣使到金陵(南京)献葡萄干、冻酒;麴氏高昌时期(公元500~640年),征收葡萄园的“租酒”为数甚巨,一件入酒帐记下“后入酒九百七十三斛”之多,还从高昌古城遗址中发掘出酿酒的作坊、酒坛残片。

    另据张南考证[9]:“唐代以后,在整个塔里木盆地各绿洲城国葡萄种植都已普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记述:在阿耆尼国(焉耆)、屈支(龟兹,今库车)、怯沙(疏勒,今喀什)、斫句迦(今叶城一带)、瞿萨旦那(于阗)诸地以葡萄为主的果木园林都很发达。

2.2 内地葡萄栽培的演化
    葡萄栽培及酿酒向东传入内地是从两个途径进行的:一是以官方为主的跨越式引入至陕西,二是以民间为主的渐进式东传。但二者均是进玉门关,过甘肃河西走廊,经陇坂高原传入陕西。
汉魏之际的药物学著作《本草经》载:“葡萄生五原、陇西、敦煌”;《剧谈录》 载:“汉时,凉州富人好酿酒,多至千余斛,积至十年不变”[10];又据魏文帝(公元220~226年)《凉州葡萄诏记》载:“凉州葡萄味长汁多…酿以为酒,甘于米曲,善醉易醒”,可见早在汉代,葡萄东传已途经甘肃并在此地栽培发展。

    葡萄从西域引入长安后,开始是在皇宫苑林中做为珍奇花果栽培。汉魏之际,逐向长安周边引种扩栽并流入民间,成为一种经济作物。[11]魏文帝曹丕在《示群臣诏》中载:“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葡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馀暑…”。这一时期,随汉王朝政治形势东迁,葡萄传入中原大地。据《洛阳伽蓝记》载:南北朝时,白马寺前“柰林葡萄异于余处,枝叶繁衍,子实甚大。柰林实重七斤,葡萄实伟于枣,味且殊美,冠于中京”。

    山西、陕西两地一水之隔,据《山西清徐县志·林果业》载:“汉朝时,马峪边山一带有一姓王的皮货商人,从大西北贩皮货,带回葡萄枝条在当地栽植成功后栽培渐广”,可见,汉通西域后,各地民间贸易直接与西域交流渐广,这已成为汉代葡萄东传入晋的途径之一。《唐书》载:“太原平阳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可见,唐代清徐已生产葡萄干并畅销内地。

    我国葡萄与葡萄酒发展在唐代达到鼎盛时期。据陈习刚考证:“唐十道中种葡萄的达九道,只有岭南道未见葡萄种植的记载。唐时葡萄种植己分布于我国的西域、西北、北方、关中、河朔、西南(包括南诏)、吐番、甚至淮南地区,尤其是西域、河西、河东的太原地区以及长安、洛阳两京之地,在唐时已是葡萄的重要产地”。唐之前,内地消费的葡萄酒均来自‘西域’,至“太宗破高昌,收马乳葡萄种于苑,并得酒法”[12]后,中原地区开始推广酿造葡萄酒并很快形成可观的生产规模。也正是唐朝经济发达,国力强大,将西域稳定地控制在本土之内,西域的葡萄酒才能源源不断地流入内地,促进了中原地区葡萄及酿酒业的发展[13]。

    元朝建立后,在仍然大量向西域索取葡萄酒的同时,在内地如山西安邑、大同,河北宣宁、燕京以及江南扬州诸处开坊酿制葡萄酒,使之不但成为上流社会中最流行的饮用酒,就是普通百姓亦能饮用。[14]《至正集》卷二一《和明初蒲萄酒韵》诗:“汉家西域一朝开,万斛珠玑作酒材,真味不知辞曲蘖,历年无败冠尊畾。殊方尤物宜充赋,何处春江更泼醅” ;忽思慧《饮膳政要》载:“葡萄酒益气调中,耐饥强志。酒有数等,有西番者(葱岭以西),有哈刺火者(今吐鲁番),有平阳、太原者”;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中记载:“太原府国的都城,其名也叫太原府…那里有好多葡萄,制造很多的葡萄酒…”,可见宋、元时期葡萄与葡萄酒的发展比唐朝更加兴盛。

    由于欧洲葡萄不抗寒、不耐旱,所以向我国北方地区的扩栽需要相关技术与设施的支持,因此传入北方的时期较晚。传入东北大约在300~500年前[15];传入内蒙则只有300年历史[16]。另据林嘉兴考证:最早于清康熙12年(公元1684年),台湾已引入欧洲种葡萄,光绪21年(公元1895年)引入美洲及欧美杂种。[17]明清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白酒的兴起和对西域控制力的减弱,以及西域地区主张禁酒的伊斯兰教的影响力扩大,葡萄酒生产及东输趋势缓退下来,致使我国葡萄栽培及葡萄酒生产一直低于较低水平,直至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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